作为劳司煤矿的受让人，邢清明举报的幕后老板的“白手套”，省市联合调查组当然也找了我。
调查组问话之前，刘副局长单独召见了我，嘱咐我一口咬定，我自己想要劳司煤矿，是为自己竞拍的。
我问刘副局长，时间过去了半个月，领导说的下家找到了没有？我被这件事搞得精疲力尽，根本没办法干自己的事，不想再陪老马玩下去。
刘副局长似乎有难处，皱着眉头说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，不过问题不大，现在已经有了目标，我正在和对方接洽，你再等一段时间，继续和小马配合好，别出岔子，随后我让小马另外给你一份补偿。
刘副局长说的有点无奈，然而我更无奈，只能身不由己，被他和老马裹胁在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上，迷迷瞪瞪继续往前走。
面对调查组的询问，我矢口否认了邢清明说我是别人“幌子”的举报，说自己去年能买下山梁矿，今年为啥不能对劳司煤矿有想法？
只要老马不说，我自己不承认，这个问题根本没办法调查，调查组的人也没打算深究，转而问我买矿的钱从何而来，说只要我能证明自己有能力，他们就能给举报人说法，让对方不要瞎猜。
这个问题我没准备，想了一会说，我准备把现在的两矿一厂都卖掉，把资金集中起来，专注经营劳司煤矿一个企业。
对方说，劳司煤矿已经到了移交阶段，马上要向矿务局交纳第一笔转让款，你名下的企业再多，拿不出买矿需要的现金来也白搭，这个理由说服不了人。
为了摆脱邢清明的纠缠，调查组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较真，坚持要我证明，自己有受让劳司煤矿的资金实力。
我不想废话，说自己去拿证据，让他们等等。
我开车先回了洗煤厂，从上锁的铁皮文件柜中，把几本银行存折都装上，然后又去北方公司，拿了两张开给上海方面用户的售煤发票，很快又来到调查组办公的矿务局招待所。
几名调查组成员看了我存折上的余额数字，又看了发票上单价高达三百多元的煤炭价格后，都露出了释然的表情。
我告诉过他们，山梁矿和宝龙矿一年能出多少煤，按照我给他们发票上的单价，看一眼就能得出结论，就算我现在一分钱没有，靠这两个小煤窑赚的钱，一年半之内，也能轻松付清劳司煤矿的转让款。
其实这中间有个误区，我之前对调查组说的煤炭产量是原煤，现在让他们看的是精煤销售发票，两者是不同的东西，他们不懂，我当然也不会主动解释。
反正是演戏，没必要太较真。
我把存折和发票收回，说发票信息是商业秘密，自己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要求联合调查组保护我的个人隐私，他们说，这是他们的义务，让我相信他们的职业操守。
几天后，调查组向举报人邢清明反馈了调查结果，说作为古城矿务局直属的劳司煤矿，虽然是集体所有制性质，但一直执行的是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资金管理严格规范，不存在挪用和胡支乱花的问题，他举报的小金库问题不属实、不存在。